文 |刘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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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盛唐又被推到了我们眼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盛唐堪称是中国人历史记忆里最美好繁华的一部分。

唐以疆域称为巨，以治理称为盛。开元之治作为盛世之巅，以一种最猝然，惨烈的方式收尾。“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幻梦般盛世的转瞬毁灭和美梦破灭后的无尽苦难，强烈的前后对比，以极度的沉痛，荒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人们所铭记，难忘的历史经验之一。

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骄奢荣盛不长久，好似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殄灭，恰如风前尘土扬。《平家物语》的开篇如黄昏古寺的沉郁晚钟，历史长河里的一声悠久叹息，道尽无限沧桑。

当然，日本人也就能达到这种宿命论的水平，而中国人在对历史兴衰成败的体悟总是要更高一些。盛唐的毁灭并不是独一，李隆基父子、李林甫和杨国忠，甚至颜氏兄弟，张巡许远，这些悠久的灵魂总是在历史中徘徊不去，重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

唐玄宗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晚年放弃了自己统治责任，却妄想逃脱历史责任的皇帝。从中国历史的第一位亡国之君，自比太阳的夏桀开始，帝国统治者长期操弄政治之后，不免产生自己地位超然，足以放弃了沉重的治理责任，而无需为自己的错误与荒唐负责的想法。而也是从夏桀开始，社稷丘墟，王孙末路，金人垂泪，铜驼荆棘，对于那些指望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聪明人，历史的报应来的总是格外无情而迅猛。

庞大的中央帝国就像巨大的核反应，统御得当自有移山填海的伟力，一旦失于管控，造成的破坏也必然毁天灭地。魏征给唐太宗的十思疏说，“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结果作为体制的建立者，唐太宗晚年也不免要推倒魏征墓碑。

唐玄宗要比太宗活得久的多，一度把旧体制发挥到极限，实际上也压榨到了极限，越过了顶峰，便不得不直面帝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更多是一种矛盾久违的爆发，但早在这之前，长安朝庭已经面临相当严重的局面。一方面唐玄宗时期是租庸调这种旧财政制度的巅峰，社会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作为其社会基础，唐初的均田制已经无法维持，土地兼并越发激烈，府兵制自然也被募兵制取代。由此，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唐初那种以关中压制天下的局面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盛极而衰当然不是宿命，所谓天命，无非人事。成功的旧体制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变化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而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用来解决旧矛盾的旧生产制度自然不能再维持下去。

日供三品料，缄口不闻嘶

当旧体制危机乍现，需要变革之时。在历史的转折中，并非总能遇到敢于担当的勇士和见微知著的智者，智勇之辈或许压根就不被允许存在，更遑论进行改革。开元天宝的幻梦，最后以安史之乱破灭。长久的压抑下，事情总是非到溃决横流，人们无法再视而不见，才能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唐玄宗天宝六年，开了一次恩科，群贤毕至，人才济济。这时，杜甫已经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高适已经写出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至于李白，他倒是无所谓，因为他很可能因为出身，就根本不能科举。

但这次恩科的结果，是宰相李林甫宣布无人中举，野无遗贤，局面大好。这件事往往和立仗马、口蜜腹剑这个成语一起形容李林甫的奸恶。实际上，这种烽火戏诸侯式的把戏，显然得到了李隆基本人的认可。坐了几十年龙椅的老皇帝又不是秦二世那种刚成年的二傻子。

刚好一千年后，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尹壮图反对内阁大学生、兼任吏户两部尚书和珅所提出的议罪银制度，并揭发各地官场风气败坏，府库空虚。恼怒的乾隆亲自下场，让户部侍郎庆成亲自带尹壮图到全国走访，亲眼看看各地官僚是怎么摆出府库充实，人民安乐的美好局面。每到一处，还要尹壮图写报告，吹嘘一番乾隆盛世是如何国泰民安，如日中天。再次确认了大好局面以后，乾隆心满意足的宣布，免去尹壮图胡说八道的死罪，让他今后戴罪立功。

其实自乾隆四十六年，发生了整个甘肃全省官员一起造假，长达七年，被乾隆自己意外揭破并认定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甘肃冒赈案之后，谁不知道乾隆盛世的牛已经破了。朝廷都到了收议罪银的程度，大家一起装作没事发生就好了，居然有尹壮图这样不知趣的人。和珅这么辛苦的贪是为自己贪吗？那是为皇上，太上皇分忧。

山顶千门次第开，无人知是荔枝来

杨贵妃和荔枝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甚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荔枝很可能是四川荔枝而不是广东荔枝。贵妃最后辗转蛾眉马前死，背上一个红颜祸水的大锅，死在马嵬驿。但玄宗和杨家人的关系要比长恨歌里复杂得多。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虢国夫人打球图，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君王，暗示了玄宗和杨家姐妹的暧昧关系。唐朝人还有更匪夷所思的笔记，说杨国忠外出一年，他的老婆居然生了一个儿子，并告诉杨国忠这是思念他，梦中感应所生。结果，杨国忠不但认下了，还恩爱如旧。这事被收入太平广记感应部，如果不是在抹黑，我们大概也知道，这是谁的儿子，能让身兼四十职的杨国忠欣然接受。

这里无意探索李隆基的八卦。只是说明，首先李隆基的晚年荒淫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的，其次，这样荒淫的一个人，他和贵妃的感情恐怕也谈不上多美好，最后，他作为一个统治者亲自示范，实际上把整个统治阶级的道德、操守一步步拉低了。

暮年的李隆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残暴无情的君王。开元之末，李隆基就曾经日杀三子，他建十王宅，百孙院，都含有统一管理，监视居住的味道。这种对继承人的高度防备，是玄武门之变以来，唐朝皇室的经典戏码。

到了天宝年间，皇帝和太子的矛盾，随着李隆基的衰老已经很突出，并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撕裂。著名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就是围绕这个矛盾展开的，主人公张小敬就是唐人笔记里马嵬驿之变时带过一笔的小人物。之后，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矛盾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并严重恶化了局势的发展。

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越是到李隆基统治的晚年，他权术使用的越多，政治手段也越恶劣。相权和君权，在明清明确立绝对君权之前，是长期冲突的存在。开元之治的形成，人们总是会提到贤相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君权对相权的部分合理让步。

到了玄宗晚年，他对朝廷的控制就进一步加强了。如果说李林甫还有权术，安禄山自称就对李林甫十分畏惧，而杨国忠就才具有限了。正因为杨国忠的才具有限，要依赖上宠，对他极度放权，便是李隆基个人意志的直接体现和对权力的进一步收缩。

宁可让权力的使用低效，也不肯松手，是垂暮统治者在精力日衰又内心忧惧时的常见状态。实际上，包括废王忠嗣，宠安禄山，刻意维持哥舒翰，安禄山的对立，朔方，河北几个军队山头的对立，甚至是杨国忠和安禄山的对立，这些都是权术高手李隆基在几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有一定偶然性质。比如天宝十年，安禄山如果不是讨伐契丹惨败，或者不听部下苦谏，带头冲锋，估计人直接就没了，也不会在九死一生后，反心炽烈起来。又或者安禄山本人，其实再过一年身体就该垮了。安禄山要是像哥舒翰一样残废，河北军政集团估计再也推不出这么强力的领袖了。这些都很可能使唐玄宗那套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把戏真的实现。

安史之乱的爆发，确实在普通人的想象之外，但在安史之乱前夕，朝廷中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安禄山要反。不说天天鼓吹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连大太监高力士都公开和李隆基说，与其封安禄山四镇节度使，不如封他百里之国。安禄山在举兵前夕大举以番将易汉将，平原郡守颜真卿也奏报安禄山修兵甲，屯粮草，有异动。

作为超一流政治家，李隆基聪明的厉害。他大概率也知道安禄山会造反，只是更倾向于这是他身后的事情。实际上要不是杨国忠过度刺激，估计也真会这样。甚至，李隆基很可能觉得就算安禄山造反，也有把握压下去。肯定不能说李隆基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策划者，但李隆基或许有意把这场叛乱当做他身后政治的遗产留给继承者，作为解决自己留下烂摊子的契机。事实上，如果不是李隆基父子的矛盾和瞎指挥，安史之乱很可能在半年之内就镇压下去了，并顺水推舟玩出一轮权力清洗。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长安三万里中的三个主角，他们的命运在安史之乱中都改变了，走向分别，走向各自的道路。安史之乱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它的戏剧性爆发。而是它从一场完全可能迅速解决的局部叛乱，因为最高统治者的不断失误，蔓延八年，使整个帝国做出了大量不计后果的应急措施，并造成了之后从中晚唐到五代，百余年的混乱局面。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举了两个唐朝的楷模，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张巡。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前夕，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集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哥舒翰潼关之败，当然是安史之乱的第一个大转折。在这之前，安禄山叛军攻潼关不下，几乎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地步。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高举义旗，十七郡同时反正，朔方军自井陉直捣叛军巢穴，大破史思明等部，连战连捷，平卢军坚守营州，进逼范阳。

这种情况下，杨国忠能说动李隆基逼哥舒翰，原因很简单，哥舒翰是王忠嗣旧部，和太子搭上了线，有传言哥舒翰有意为太子做安禄山一样的事情。反正叛军已经穷途末路，何妨再加快一点进度，减少一些变数。至于结果，就是安史叛军绝地求生，给了朝廷一点小小震撼。

两京沦陷，朔方军撤回，平卢军大败，颜杲卿全家被杀，颜真卿孤身逃亡，玄宗自己也被迫成了太上皇。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就是寻回从兄一家骨骸后所写的，高适从潼关捡回一条命，孤身出发去长安汇报战况，从此崭露头角，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显赫仕途，而杜甫将着手他三吏三别的伟大创作。

实际上，在整个安史之乱中，内斗最恶劣的例子应该是睢阳之战。张巡守睢阳是中国历史上公认惨烈的守城战，最后战到弹尽粮绝，以人为食，最终起到了保障江淮，延国祚于一线的关键作用。这一战过于惨烈，以至于几十年后，朝堂大臣还在争论，张巡许远的做法能不能作为楷模来宣传。

但实际上，张巡和许远本不应该死，睢阳保卫战也不应该如此惨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睢阳仅沦陷三天，马上就被唐军收复，而攻陷睢阳的叛将尹子奇也没能活多久，很快就在陈留被杀。

一个小小的历史细节，正是在争夺睢阳的焦虑中，最后为睢阳失陷背责任的是濠州刺史闾丘晓，而他除了坐视睢阳沦陷之外，还莫名其妙杀了王昌龄。督师河南的宰相张镐以逗留不尽，斩闾丘晓以谢天下。但实际上，很多人恐怕都记得张巡求救的对象是节度使贺兰进明。

看过韩愈为张巡许远所写传记的人恐怕都记得，猛将南霁云求救贺兰进明不得，流涕不食，断指明志的故事。事实上，河南唐军相比叛军并不处于劣势，尤其是在张巡许远拖住叛军主力的情况下。叛军能攻陷睢阳完全是各路唐军拥兵不进，相互观望的结果。

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根源就在于安史之乱爆发后，逃亡成都的玄宗和自立宁武的肃宗，激烈争夺权力。张巡只是一个小小县尉出身，并没有守睢阳的责任，他完全是因为自己对国家的忠诚，选择在睢阳这个关键点上，为国家的命运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但或许是因为他出身的低微，他很可能在无意间已经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

比如在张巡因为战功被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时，河南还一度同时存在两个军政长官，代表玄宗的虢王李巨，代表肃宗的贺兰进明。在逃进巴蜀时，玄宗还在努力制衡太子，比如追认已经出走灵武的太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又以永、盛、丰三王为三大都督，分巡诸道。这就是使后来李白几乎丧命的永王李璘之乱的导火索，而虢王李巨节制河南也是玄宗系列举措的一环。

当时高适就指出，这种亲王大都督完全是在恢复封建，会造成比叛军更可怕的内乱。玄宗的这套做法近乎饮鸩止渴，也得不到大将、朝臣，方面大员们的支持。最后，虢王李巨不得不退出河南，却刻意把精兵都抽走，削弱了河南唐军的力量。顺便一提，也是李巨在大战前抽走了许远在睢阳积累的大量粮食，造成了睢阳缺粮，而这些被抽走的粮食，最后都落到围攻睢阳的叛军手上。

就在两位节度使神仙打架的时候，背靠宰相房琯的地方军阀许叔冀则已经看透了朝廷在潼关大败后的无力，一心和贺兰进明别苗头。身为河南主帅的贺兰进明相比救援睢阳，更担心许叔冀何时跳反，偷袭自己。倒是高适这时已经是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可以努力调解贺兰进明和许叔冀的关系，力劝他们顾全大局，救援睢阳。

一个很极端的问题，张巡许远到底讲不讲大局。张巡千里赴义，以身许国，但他的大局和肃宗，玄宗父子，甚至李巨和贺兰进明的大局是一样吗？表面上，无论是虢王李巨，还是贺兰进明，无论哪个上级他都很尊重，尽力做到自己能做到的一切。但是不是正因为他足够讲大局，所以才导致睢阳战况空前惨烈，独自承受了叛军的全部压力。而那些本来有能力救援睢阳的上级，得以做一个更符合朝廷大局的勾当。

几十年后，大唐的归义军军民也将面临这个问题。河湟百姓，不堪吐蕃暴政，在大将张义潮率领下揭竿而起，恢复了国家沦陷数十年的河湟之地，却不得朝廷信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抢在朝廷大军之前摘了果子，使朝廷不得借恢复河湟之威震慑藩镇，这大局又到底是谁的大局？

纵观整个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中叛军最大的助力，正是李氏父子。唐肃宗李亨的身段在权力斗争中是很灵活的，比如果断在灵武自立为帝，不惜以子女玉帛为酬谢，请回纥骑兵协助收复长安。到了唐军和叛军决战的相州之战，唐军主力齐聚，却刻意使九节度使互不隶属。“以子仪、光弼皆元功，难相临摄，第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而不立帅”。

结果，当然又是安史叛军绝地求生，给了朝廷一点小小震撼。九节度使本来就各怀宿怨，相互猜忌，唐军六十万一时皆溃，前功尽弃，战争重新进入相持阶段。有其父必有其子，正是李氏父子基于各自政治谋划的深谋远虑，最终造成了叛乱长达八年，财政制度彻底崩坏，节度使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藩镇割据由此而始。

几十年后，有人发现河北民间在祭祀安禄山和史思明，称为二圣，于是引发了河北军民如何天生反骨的议论。这种议论一直影响到今日的某些人。然而，难道不是大唐朝廷几十年，没有解决藩镇，反而容许叛军余孽割据，才造成了人心和思想的变化吗？纵观三吏三别，哪怕承受了巨大苦难，人民难道不还是在尽力支持平定叛乱吗？历朝历代，人民从来都不负朝廷，始终是朝廷有负百姓。

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祸乱天下酿成安史之乱的几位主角，实际上都不得其死，这大概是颇为使人快意的事情。就像《长安的荔枝》的读者看到皇上跑了，贵妃死了，大概也都挺快意的。

安禄山，史思明的下场，大家都知道了，前者双目失明，被亲儿子串通家奴所杀。史思明也同样死于儿子之手，叛贼死于逆子，如出一辙。马嵬驿之变，杨国忠被骑士张小敬射落，杨家满门几乎被杀尽。唐玄宗在和儿子的斗争中失败，晚年被软禁，再没有了太平天子的威风，甚至要依靠太监高力士的保护。

实际上，唐玄宗应该是死于刺客之手，脑袋都被斧子劈开了，温韬盗掘唐诸陵据说证明了这件事。而唐肃宗也没有笑到最后，他重用宦官李辅国，晚年又重演了后宫和宦官争权的一幕，张皇后被杀，自己暴毙于长生殿。

就像我们说的，在安史之乱中，该死的人，死了，不该死的人也死了。长安三万里的三位主角，也在这场大乱中走向了各自的人生终点，李白捞月而死，有人说他说不定死的不那么单纯，就像屈原未必死的那么单纯，但捞月亮确实适合谪仙人。高适终于做了大官，但面对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于是开始了长安三万里漫长的回忆。

但回忆最后也没帮上忙，后来，长安还是被吐蕃一度攻陷了，大唐从此面临上百年的衰亡。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经受了命运的洗礼，一度有希望进入朝廷，最后又失去了仕途，在颠沛流离中死于一条孤舟之上。但命运又是公平的，杜甫经历了时代，记录了时代，最终和时代一起不朽。要到三吏三别之后，国家不幸诗家幸，那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位杜甫，足以和李白比肩的伟大诗人。

然而，就像我们说的，李隆基父子、李林甫和杨国忠，甚至颜氏兄弟，张巡许远，这些悠久的灵魂并没有安息，他们总是在历史中徘徊不去，重演着一幕幕悲喜剧。自以为天下无事的君王和他的佞臣，忠臣义士每每不得其死。从大宋，到大明，到大清，历史总是在重现似曾相识的一幕，又确实在螺旋上升，不断进步。

盛唐从此不再了，但盛唐的辉煌又在华夏民族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盛唐也未必像故事里，人们想象力那么光鲜。就像历史去掉了层层修饰之后，也不那么光鲜。中华大地的历史，教训总是深沉的，而这个民族正是在这种沉痛的教训中不断进步。也许人们总会犯下类似的错误，从来好事不到头。但每一次，总有人站出来，在旧时代的灰烬中，希望种子总会生长起来。